九一果冻制品工厂

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新时代奋斗者的旗帜 □岳国芳　徐鹏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勉励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希望小组成员在工作上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 赵梦桃小组是1963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以党的“八大”代表、全国劳模赵梦桃的名字命名的先进生产小组。中共党员赵梦桃在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工作期间，不仅创造了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年年均衡生产的好成绩，还创造了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在赵梦桃小组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人当先进，个个争劳模”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深刻变革、公司改制破产重组等时代考验，一批又一批的赵梦桃小组传承“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和“不让一个姐妹掉队”的梦桃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中，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等四十余项省市级以上的先进荣誉称号。如今，“80”后、“90”后的赵梦桃小组成员坚持以梦桃精神教育人，坚持以小组优良传统凝聚人，坚持以小组多年的好作风、好方法管理人，从而推动了育人建组、操作技术水平、生产创新管理等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可以说，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旗帜。 一、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彰显广大奋斗者的劳动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对于劳动、劳动精神的讲话。他强调：“正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广大奋斗者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历史功绩，还充分肯定了广大奋斗者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国在2018年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广大劳动者已经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升华为新时代的奋斗者。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是彰显广大奋斗者劳动精神的一面旗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赵梦桃小组凭着对纺织事业的满腔热忱，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劳动：通过构建积极、规范的集体环境夯实集体劳动精神；通过构建诚实劳动、岗位成才的职业环境塑造诚实劳动精神；通过开展各种理想使命教育等活动树立高尚劳动精神。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集体劳动精神，不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诚实劳动精神，以辛勤劳动为荣的高尚劳动精神，反映的也是新时代千千万万奋斗者的劳动精神。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劳动的最终意义在于成就人。劳动精神让每一位奋斗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感受自己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这就是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广大新时代奋斗者所彰显的劳动精神的价值。 二、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彰显优秀奋斗者的工匠精神 2016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出现“工匠精神”这一提法。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工匠精神亟需弘扬。工匠精神要求的是精益求精的做事与做人的态度。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在公司搬迁入园后，成员队伍面对崭新又陌生的工作环境、设备、工艺、操作法。作为全国先进班组，赵梦桃小组秉持“用一流的操作技术水平与一流的设备生产出一流的产物”的理念，开展了历时三个月的技术练兵。时任组长的王晓荣运用其高超操作技术的特长，带领组员们抓紧一切时间中练、班后练、业余时间练。此外，还根据小组组员不同的技术水平针对性地示范。组员们在比学、赶、帮、超的氛围中苦练操作技术。半年后，赵梦桃小组的整体操作优一级率从起初的75%上升到92%。在此基础上，小组一方面积极配合并示范车间创新细纱长车值车、落纱工作法；另外一方面承担起德国进口青泽细纱机的生产精梳高支类纱线的重要任务。正是因为赵梦桃小组自己成就自己的工作境界，不甘平庸的人生态度，以及追求极致的精神状态，塑造了该小组的工匠精神。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彰显的是优秀奋斗者的工匠精神，即每一位不甘平庸的优秀奋斗者在平凡的岗位中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并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始终追求做更好的自己时所表现出的工作态度、工作境界以及整体工作的精神风貌。工匠精神让奋斗者始终处于不满足、不知足的严苛的工作态度之中；始终追求近乎完美的工作精度，这就是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广大新时代优秀奋斗者所彰显的工匠精神的价值。 三、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彰显美丽奋斗者的劳模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于劳模精神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把劳模精神归纳为24个字，即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劳模精神本身就是时代精神。劳模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一个民族拥有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这样的时代精神，这个民族就具有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赵梦桃小组作为新时代劳模的典范，代表着新时代以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管理型为特征的不同行业的美丽奋斗者的劳模精神。赵梦桃小组通过开展“清洁百分赛”“拾杂捉疵明星赛”等劳动竞赛，以此来牢固树立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劳模精神；通过长期开展生产分析综合讲评会、扎实落实各项生产指标考核环节、创新节约降耗的精益化生产管理，以此来树立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通过创建和谐班组管理、传承梦桃精神与优良传统、参与社会公益志愿活服务活动，以此来树立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可以说，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劳动模范，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从这些美丽的奋斗者们身上所折射出的社会价值看，其劳模精神反映出一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的人生价值和道德取向。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彰显的是美丽奋斗者的劳模精神，体现的正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精神品格、工人阶级主人翁的主体意识；体现的是蕴含家国情怀与奉献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团结统一、知行合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总之，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是新时代奋斗者的旗帜。新时代的赵梦桃小组坚持“举旗要有新思路，继承要有新内涵、管理要有新方法，先进要有新贡献”的传承理念，虚心学习和借鉴兄弟班组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创新新形势下班组建设的新模式，再次成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赵梦桃小组所彰显的劳动精神的本质，是成为人的精神；赵梦桃小组所彰显的工匠精神的本质，是成为更加优秀的人的精神；赵梦桃小组所彰显的劳模精神的本质，是成为能够影响别人的人的精神。成为具有劳动精神的广大奋斗者、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优秀奋斗者、成为具有劳模精神的美丽奋斗者，是一种逐步递进的奋斗目标与历程。弘扬新时代赵梦桃小组的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不仅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和延伸，还是推进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更是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岳国芳：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徐鹏：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西北政法大学，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用满腔热血，立志守护公平正义，开展法律公益服务，诠释了新时代法学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以我所学 服务社会 12月14日，援助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与案件代理。 本报记者 刘芊羽文/图 怎样更好地把书本知识应用于实践？ 法学青年怎样运用法律伸张正义？ 青年学生如何将青春之志融入国家发展？ 记者在西北政法大学成立时间最久的学生社团里找到了答案。 成立于1984年的西北政法大学学生社团——法律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运作最规范的学生法律服务组织，是团省委、陕西青年志愿者协会首批批准挂牌服务的4个志愿者服务组织中唯一的学生社团。 36年来，法律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秉承“以我所学、服务社会”的宗旨，扎根基层开展法律公益服务，用一次次平凡、有爱的普法行动，一件件微小、正义的援助案件，诠释法学青年担当，助力法治知识传播、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援助——帮弱势群体“发声” “这些学法的年轻娃真不赖，又专业又热心还不要报酬，给我帮了大忙了！”12月14日13时，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法律服务中心办公室挤满了人，满头白发的委托人李翠兰竖起大拇指夸个不停。 “面向社会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和案件代理服务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援助部部长邱鑫鑫介绍，“法律援助员们会无偿出庭代理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案件，代写各种法律文书，义务在法院引导立案等工作。” 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服务中心的核心活动，是各路精英汇聚的地方。“我们在选择法律援助员时十分严格，每一年申请加入的学生很多，经过层层选拔，来到这里的都是专业知识比较丰富的优秀学生。” 法律服务中心常务副秘书长王依楠说。 望着这间挂满锦旗的办公室，邱鑫鑫笑着说：“由于我们是义务代理，许多当事人为了表示感谢，就送来了锦旗。我们还有两箱子锦旗没有地方挂呢。”多年来，法律服务中心成功代理了多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屡次受到表彰，得到了众多法律援助当事人的认可。 一场场打赢的官司背后，要做很多功课和努力，法律服务中心志愿者们的校园生活分外充实。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甚至凌晨5时就要从学校出发前往法院为当事人出庭。邱鑫鑫表示，能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当事人维护权益，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追求，法律服务中心先后无偿接待当事人15万余人次，解答回复群众来信3万余封，代写法律文书万余份，代理法律援助案件4100余件。其中，法律服务中心代理的“麻旦旦案”首次将精神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被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评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十大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普法宣讲——让法律知识“入心” “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你怎么办？”“同学给你起侮辱性的外号怎么办？” 12月3日，在第七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法律服务中心的志愿者走进曲江第十四小学，通过讲解生动鲜活的案例、播放动漫短片、问答互动等方式，向同学们介绍宪法知识，普及抵制校园暴力的法律意识。 为了让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中，今年5月，法律服务中心团支部迅速牵头成立由20多人组成的民法典宣讲队，经过深入地了解与研究，队员们不断深入基层宣传民法典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 听了民法典宣讲队的“科普”，不少人都纷纷感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啥是民法典，没想到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这么大，我得好好学习一下，这些法律对我们来说特别实用。” “除了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12·4’国家宪法日等大型普法活动外，我们还会深入工厂、社区、学校，聚焦禁毒防艾、校园暴力、防拐防骗等主题，普及法律知识。” 普法部部长赵迎春表示，为提高普法宣传效果，志愿者们还以普法情景剧、普法微电影等形式，将法律中事关日常生活的核心知识展示出来。 薪火相传——为法治中国“出力” 曾帮助农民工讨回欠款13万元的2016级学生熊镇说：“法律服务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在本科时就能够参与整个案件流程，还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可以一起为法律事业奋斗终生的小伙伴。” “在援助部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做律师的决心和信心，也见证了从‘法学生’到‘法律人’的蜕变。”曾任法律服务中心援助部部长的程园园说，在校期间的学习，结合做援助员的实践，是从理论到实务，再从实务到理论的过程，让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与认识更为深刻。毕业至今她一直从事律师工作，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完成司法局、律协分配的法律援助工作。 36年，薪火相传，筚路蓝缕。在法律公益服务中，法律服务中心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社团先后有近两万人加入，超过2000人接受法律援助培训，近千人成为法律服务中心援助员，并涌现了贾宇、汪世荣、袁义伟等众多知名的“法服人”。此外，法律服务中心先后在陕西、山东、河南等省份，开展大型法律宣讲咨询800余次、专题法律宣传600余次、社区矫正近百次，并帮助数百名监外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近年来，法律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国百强社团” “中国百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陕西省学雷锋先进集体”“陕西省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等多项荣誉。 法律服务中心秘书长李禄岩说：“我们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继续扎根基层，守护公平正义，用执着和坚守做好每一次普法公益服务，助推法治中国建设。”

专家点评 市域社会治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褚宸舸 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的主阵地。中央政法委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以来，我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取得了突出成绩。 建立社会治理格局的重点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难点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组织建设工作要走在前。我省成立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设立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专项组，统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各市、县（区）均建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组织协调机构，健全了工作联动机制。召开全省综治中心推进会和视频调度会，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经费的“四有”标准和实体化运行、系统化集成、信息化支撑、项目化推动、精细化服务、社会化格局的“六化”目标，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着力塑造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陕西的青年社会组织在共青团、民政部门的培育和支持下，深入基层服务群众，践行公益传递爱心，以专业精神实现协同治理。 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既要立足当前，解决好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固化为制度和长效机制，切实把风险防住、把漏洞堵严、把短板补齐。我省聚焦影响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既注重陕西特色、区域特点，又突出查找短板，注重源头治理，不断总结成功做法，建立完善科学治理、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在创新制度、健全机制中丰富“枫桥经验”的内涵。结合8个方面61个风险问题，常态化组织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开展防范化解重大社会稳定风险专项行动，总结出铜川社区党建的“红旗经验”、延安“十个没有”、富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汉阴“三线两化一平台”、石泉“民情三本账”、宝鸡“四单一图”等典型基层经验。 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重视新时代“枫桥经验”智慧治理的特色。我省搭建平台、整合信息、创新载体，将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实体组织、专兼力量结合，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特别注重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 （陕西日报记者 王佳伟整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科学设计基层治理体系，优先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通过完善各类自治章程的方式，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视自治章程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建立和运行的法律依据是自治章程，虽然我国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大多数社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治章程。作为社会规范，自治章程不能通过中央或地方立法的形式完成，恰恰需要自治组织自身制定并监督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化，首先需要解决有章可循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能代替村民、居民组织的自治章程。村民组织和居民组织作为自治单元，起草、通过并实施自治章程，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实施的重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则是基层群众实施自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身并不解决自治事项和范围等问题。因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自治章程必不可少。自治章程是村民、居民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实行村民、居民自治的基本规范。 “枫桥经验”重视自治章程的制定。枫桥镇陈家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详细规定了“村民权利与义务”“自治机构及其职权”“经济组织与财经事务”“道德组织与文化生活”“附则”5个部分。作为自治活动的基础规范，自治章程从宏观上构建了社区治理体系，并成为社区开展自治的依据。新时代，只有进一步完善自治章程，才能更好地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转型。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章程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的依据，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还需要详细的社会规范。加强社会规范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制度供给问题，才能为依法治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除村民自治章程、居民自治章程、社区自治章程等总体性自治规范之外，各类社会组织都必须重视各类章程的建设，做到依章设立、依章运行。具体到社区治理，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社区自治组织，诸如社区医疗卫生组织、社区治安保卫组织、社区调解组织、社区文化组织、社区各类志愿组织，都必须依法登记，依法参与社区治理。 制定明确的章程，是各类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的前提。社区组织能否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作用，章程对社区组织目标、任务、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约定非常关键。实践中，往往出现社区组织重登记但活动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区自治组织不重视章程的作用，在运行过程中背离了章程的规范，随意性较大，以致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因此，社区治理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以村民、居民自治章程为中心的各类社会组织自治章程体系，并充分发挥章程的作用。对于社区组织而言，章程不仅是依法设立的基础，而且是依法活动的依据和指南。社区章程的完善，要重视组织成员的资格规定，重视成员的权利义务内容，重视章程的监督实施机制。只有高度重视社区章程体系建设，才能为社区自治组织“有章可循”、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凝聚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路径，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实现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的负担。通过自治章程建设，明确自治组织的功能和自治事项，实现在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群众的依法自治，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同心同向，形成合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社区医疗卫生、环境、治安乃至社区文化，都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升级转型，才能更好地提高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世荣 　　近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对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并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社会建设，是人民调解制度创新发展的新契机，为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一、人民调解的公共法律服务定位 　　人民调解制度是被誉为法治的“东方经验”，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公共服务的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城市建设、高铁建设、机场建设等方面，居于“领跑者”的行列。但是，公共服务的软件领域，诸如汽车的售后服务、物业管理、小区治理、社会组织的发育、公共法律服务，等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距离。大力发展包括人民调解在内的公共法律服务，是改善民生、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如佛山市南海区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中，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手段、方法、机制创新，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通过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机衔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符合社会治理需求的大调解格局，在化解矛盾、宣传法治、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释放出积极的治理效能，丰富和发展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二、有效的调解需要关注每一个关键环节 　　每成功调解一起纠纷，就赢得一次民心。入情、入理、合法的调解，不仅有助于对缓和当事人的矛盾和对立情绪，促成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恢复双方之间的和睦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调解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首先，重视人民调解员的选任。人民调解员被誉为不穿法袍的 “布衣法官”，既是调解活动的主持者，也是调解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调解员队伍，对人民调解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南海区除了重视发挥金牌调解员、品牌调解室的作用，还大力培养青年人才进入调解员队伍，不断优化调解员队伍的年龄构成，同时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奠定了人才基础。 　　其次，重视调解程序依法运行。调解开始之时，调解员要引导当事人达成对于同意调解的合意。一方面表示调解基于双方自愿，另一方面教育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尤其强调双方互相尊重，调解协议一经达成，要即时履行，促使调解协议发挥良好的社会效果。 　　再次，重视对双方当事人的回访。在调解协议得到执行之后，调解员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事后回访，有助于避免矛盾再次激发，提升源头治理效能，提高调解制度的规范化水平。关注纠纷解决成效，注重书面记录回访情况，是南海区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特色。 　　三、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治”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发挥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作用。人民调解组织属于“共治”中的社会组织，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南海区的经验表明，人民调解组织致力于多样化、专业化发展，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关口前移，促进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因此，大力发展人民调解组织，能够进一步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 　　一方面，要制定一套规范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的管理制度，加强制度供给。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明确调解组织及人员管理制度、考评制度、晋升制度、激励制度等，实现对事前选任、事中监督、事后奖惩等整个环节的全覆盖，为调解组织更好履行职责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调解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智能化。在信息化时代，不仅要继续保持线下调解的优良传统，也要构建便捷、高效的线上调解平台，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方式方法，积极运用新手段、新方法、新载体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更好满足不同群体的调解需求。与此同时，要加快人民调解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强化人民调解大数据运用，增进调解案例、调解数据、调解专家等资源的共享，确保各种基层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使“有矛盾，找调解”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

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 ——访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4日05版） 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这是7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总体安全稳定，但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枫桥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强调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新时代政法综治战线必须坚持、发扬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争、权利冲突，‘枫桥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认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有利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强调，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中国之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去理解。探索“枫桥经验”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在网络、公司治理等新领域的实践，创新、研究、总结“枫桥经验”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将“枫桥经验”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法治层面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褚宸舸认为：“调解既是一种群众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种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相对于诉讼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时履行等优势。”他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综合性”“一站式”调解工作平台，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处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面临严峻挑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加强心防，既是现代社会公民对幸福生活健康发展追求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纠纷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说，当前应着力构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门、多机构协同的风险预防机制，“尤其要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发挥家庭成员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当前，暴力恐怖、黑恶势力、新型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等成为影响平安中国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褚宸舸认为，应坚持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时代各种风险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加强政法机关管理、服务社会的职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多种手段综合防控。构建源头治理，打防结合、整体防控，构建防范、控制、服务相互融通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强调人民治安理念，贯彻“枫桥式”社区警务模式。塑造风险防范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重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强调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