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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刘进田，1959年2月出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教学名师，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首席专家，陕西省社科联常委，西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原副主席，陕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西北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长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社会科学辑刊》《读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80篇。出版个人专著《文化哲学导论》《人本价值与公共秩序》《心灵的寻索》等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一项获结项优秀等级。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6项。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所独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同于已暴露弊端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亦有别于僵化的苏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延续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植根于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是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党探索和创造文明形态的路径，是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实现人类解放，通过民族文明创新实现人类文明创新，实现马克思向往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华文明面貌焕然一新，人类文明面貌亦将会由此焕然一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明国家；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人类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历史和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中华文明的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而人类文明的面貌亦将会由此焕然一新。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以来的伟大历史和业绩，我们可以从民族的、政治的、阶级的、经济的等诸多视角加以评价和言说。本文拟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与构建的视角加以回顾、评析和展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今日，已经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推到了人类历史的焦点位置，这一重要的焦点地位决定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将对人类文明及其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和范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100周年来的伟大奋斗最直接的业绩是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同时亦应看到这一伟大业绩同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内在联系。联系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目标，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新判断：中国共产党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民族解放实现人类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寻求不同于传统文明和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人类特有的积极的生存方式和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视角和理解范式，愈来愈聚焦于文明视角和文明范式。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当代世界，“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 从文明分析框架来评鉴中国共产党及其百年历程，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寻者、创造者和实践者，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愈来愈显示出人类意义和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前，人类已经创造和经历了原始社会文明、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俄国十月革命后创立了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但当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居于世界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变整个世界，要让东方从属于西方，乡村从属于城市。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要扩展至全球。东方的日本、韩国等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也试图使中国选择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弊端以醒目的方式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虽然能创造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它必然造成人类的破坏、冲突、战争和死亡。同时马克思也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梁启超到欧洲观察了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一文，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主张以中华传统为主体，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以创造新的文明。“一战”暴露出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人道、非和平、非和谐的弊端，与中国人追求人道、和平、和谐、平等的价值目标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对文明模式的选择势必会有新的价值取向。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在建党之后探寻新的人类文明模式，大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弊端的暴露，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全盘接受和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必欲探寻新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已有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资本逻辑。马克思明确认可资本有其积极面、文明面。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称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具有积极面、文明面，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创造中，并不想抛弃资本，而是想利用资本，以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富裕强大的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领导的革命并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承认和支持民族资本发展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多有论说，已经是党的共识。 但资本还有消极面、丑恶面。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剥削本性、扩张本性、趋利本性，使资本家和工人处于对立冲突的关系中，使国家之间处于对立冲突之中，造成国内和国际之间人与人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一战”就是资本丑恶面的极端反映，战争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资本威胁到人本身，威胁到价值本身，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日益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到，因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全盘接受和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须自主地探寻新的文明形态。 其次，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曙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给中国共产党寻求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形态以极大的鼓舞和推动。它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只是一种理论和理想，是可以变为现实文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中国新文明形态时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一步到位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是按照历史客观规律，依据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因而，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性质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并非列宁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和人类新文明形态的理论和实践是科学的、理性的，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原因是列宁在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后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经济出现波动，社会出现局部矛盾。其原因在于俄国生产力落后，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适合。列宁以极为灵活的姿态立即向后撤退，在苏联实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论粮食税》一文中坦然地承认：“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面对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现状就要先倒退一步，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列宁倒退一步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是极大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保持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既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而是一种工人阶级政权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混合型文明形式。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文明构想的灵感之一正于此，即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第二个原因是孙中山先生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充满智慧的反应和评论。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底于桂林会见列宁代表马林之后，给汪精卫和胡汉民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评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主义，余甚滋疑，以现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甚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仍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信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孙中山先生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的、可行的，与他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这无疑是正确的评论。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条件是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存在，这又和三民主义不同。中国共产党既熟知和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熟知和继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正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中国文明新体系。 第三个原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演进原理是中国共产党选择文明道路和方向的指导思想。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依次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前一种社会形态要为后一种社会形态准备条件，新的社会形态是旧的社会形态自我否定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既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要通过社会主义政权来规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这二者综合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因此，新民主主义文明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体现了中国实际和文化特点。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实际不允许中国共产党直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基本上是农耕经济，只是在沿海大城市有一些现代工业和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这样的物质发展条件，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落后的现实和苏联的后撤，启发中国共产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展望，启示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科学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造成人（资本家）和人（工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和疏离。它使劳动者的劳动不能让劳动者价值增值，而是让劳动者贬值，引起劳动异化，使人丧失人的本质，发生物化。剥削是不公正，物化是不人道，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物压倒人，因而不人道；人剥削人，因而不公正。既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就必须站在“人类解放”的价值高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追求更高的文明形态；既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肯定资本主义“政治解放”的作用，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和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政治解放”之历史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辩证综合起来，既发挥“政治解放”的优势，又运用“人类解放”的价值标准对其弊端加以矫治。 最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就和其命维新的文明意志，激励中国共产党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不仅仅是一个生存共同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国家和文明体。美国已故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有其独立的文明历史、文明意志、文明雄心和文明追求。中华民族作为文明体，其文明意志就是《周易》开篇明示的两种永恒的精神追求：“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中华民族的文明自性是既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又博大包容、开放博采。这种文明意志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是要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不断延续、发展、创造中华民族文明的新形态，进而为人类文明形态提供新方案、新示范。 二、中国共产党探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 中国共产党探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新民主主义文明之前，西方有资本主义文明，苏联有社会主义文明，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走捷径直接选择资本主义文明道路或者苏联版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基于自己的实际国情，在自己的实践中艰苦地探索和创造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文明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并非没有人主张选择现成的、省力的文明道路。譬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试图选择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主张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交给代表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的国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人王明就主张实行苏式社会主义文明模式，提出中国革命所要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主张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做法照搬了世界上既存的文明模式，放弃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探索权和创造权，也放弃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陈独秀和王明的做法其实都是放弃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文明使命的做法。过去我们以政治话语来言说陈独秀和王明的文明道路选择错误，称前者为右倾机会主义，后者为左倾冒险主义。而同陈独秀、王明的选择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秉持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性和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民族意志，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和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创造出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 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全新的、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不同于二者的第三种世界尚未有的新形式、新文明。用现在的话说，这种新的文明道路，即第三种文明道路，既不是西方现有的资本主义的文明道路，也不是苏东的封闭僵化的老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论》第七节专节批评资本主义文明道路，第八节专节批评左倾空谈主义。左右开弓批判极右和极左的文明选择。现在看来，极左和极右的共同点都是放弃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明主体性和创造性，照搬世界已有的旧文明模式。正如有论者所说：“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有不少内容还是对列宁对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继承和运用，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更加富有独创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在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合理成分而又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综合成一种新的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和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自始就有十分自觉的文化、文明立场和姿态。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首发于1940年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更在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文明创造立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各节题目中明显得知。《新民主主义论》第一节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第二节的题目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第三节的题目是“中国历史的特点”，第四节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向何处去”是个总体的中华民族新文明、新文化问题，是中国文明形态的创造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就是要创建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说创造中国新文明、新文化必须认识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指中国新文明的创造不能脱离人类文明，要在同世界整体的互鉴互动中创造中国新文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相对于中国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相对于资产阶级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文明，同西方文化、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都是不同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创新性，因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既不同于西方文明又有别于苏联文明的新民主主义文明，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价值原则和合规律性真理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起来，这种具体结合的过程和成果，就成为新民主主义文明和中华民族文明在20世纪的新形态，是再造中华文明的新成果。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是合规律性的文明形态。新民主主义文明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无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大形态演进规律，还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演进规律来看，物的依赖关系、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绕不过去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一社会历史规律，所以强调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先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明晰地指出：“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的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和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具体实际，这就使中国既不同于西方文明又不同于苏俄文明了。同时，新民主主义文明也体现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规律。新民主主义的“新”就体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上。这体现着中国历史文化以政治为中心的悠久连续的运动规律。陈宣良指出：“对于中国文明来说，作为基础的东西是政治，是直接暴力。……在中国，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政治关系，并在政治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政治才是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最终还原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体现和遵循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中心规律，因此，新民主主义文明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和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巧妙结合，体现着人类历史逻辑和中国历史逻辑及其在实践中的结合。 其次，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是合目的性的文明形态。合目的性就是合价值性。新民主主义之所以要承认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要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新民主主义之所以要由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让社会物质财富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实现人民利益，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是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和官僚谋利益。 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经济层面集中体现为“节制资本”。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强调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是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要自己碰破头的。”资本逻辑是全球现代性的普遍本质。人们对待资本逻辑有三种态度：一是欧美国家的放纵资本的态度，二是苏联的消灭资本的态度，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节制资本的态度。节制资本，就是既发展资本又限制资本。发展资本是要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限制资本是要防止财富被少数人“得而私”，阻碍财富共享。将发展和限制结合起来，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人民幸福、共同富裕。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明形态的价值追求。 正因为新民主主义文明是在具体的中国实践中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所以“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探寻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第二座高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产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其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把中国推向世界历史的焦点地位，显示着这一新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基础上建立的。1956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即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原来计划在新中国成立后用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但1956年后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此李泽厚指出：“中国革命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建国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那么，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研究者们多从经济角度考虑，并未抓住要点。我们其实可以从中国历史文明的政治中心本质来思考。就是说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虽有促进工业化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内，但更重要的是维护政治稳定、政权安全，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把国家的发展和安全两大价值平衡起来，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从政治上看待国有公司的专门论述来回看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原因。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说过，国有公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上看，我们党要做到‘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要有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基本队伍。国有公司及其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是靠得住的。”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要从政治上看国有公司、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是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问题。可见，1956年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因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工业化，更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政治安全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原因同中国文明政治中心的本质是契合的，是中国文明本质的现代体现。政治安全、政治稳定是党较早放弃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因和理由。正是经济上公有制和政治上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有着更高、更具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既要追求安全价值、稳定价值，更要追求发展价值，要把发展和安全两大价值统筹起来、平衡起来。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党侧重于安全和稳定的价值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就是要把安全和发展辩证统一起来。笔者注意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从发展和稳定统一这一现代化价值思维框架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和成就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创造发展和稳定两大奇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重大优势所在。邓小平同志既提出和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又提出和实践“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同志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优势就是能将发展和稳定平衡统一起来，能够创造发展奇迹和稳定奇迹。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何以能够把发展和稳定统一平衡起来呢？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有一个理论和价值硬核，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智慧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硬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这一硬核，是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资本二重性理论在中国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本质，凡要进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资本逻辑作出自己的选择。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二重性思想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规定的。面对资本的二重性，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会陷入极左或极右。苏联只看到资本的丑恶面，无视资本的文明面，陷入极左，而西方国家只看到资本的文明面，轻视资本的丑恶面，为极右。极左易造成贫穷，极右易陷入两极分化。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对待资本二重性，认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肯定资本的积极面、文明面，断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又必须克服资本的消极面、丑恶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它既不是只看到资本丑恶面必欲消灭之的封闭僵化的老路，也非只看到资本文明面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直接价值追求是幸福和公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要创造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实现幸福价值；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为了实现公正价值。在实现富裕、公正价值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实现尊严、崇高等更高层次的价值，全面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如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还有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人民这八个方面的需要的满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为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必须要有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公民的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能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核心价值的国家；现代社会，就是能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核心价值的社会；现代公民，就是能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要追求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渗透和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各方面，成为这种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标识。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中创造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中国新文明形态之所以新，就在于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自主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新文明形态已经和正在显示着它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更新产生重大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对世界和人类文明革新发展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作用，最为重要的不是中国在主观愿望上想影响世界文明，而是在客观事实上会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当中国在客观事实上强大起来后，无论在主观上想不想，中国都会对世界文明发生作用。当中国在经济军事硬实力方面成为世界大国之后，就必然会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在客观的物质性普遍交往的过程中，精神的、文化的、文明的要素就会发生世界普遍性的交往、交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如此。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发展程度达到世界最强大国家，那么中国在物质上、精神上对世界各国和世界整体发展的作用自然会达到最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能向全球扩展，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发达的生产力和商品。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讲得非常明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不是用别的东西，是用发达的生产力、便利的交通工具、价格低廉的商品的重炮，把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即文明带到了全球，重塑了人类文明形态。这一人类文明重塑和扩展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 今天我们自然可以运用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的重塑和革新意义。中国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势必使自己的文明形态推向全球。当然中国不会走文化霸权主义之路。中国将用自己文明的活力、生命力和实际效果对人类文明形态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文明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汤一介说：“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也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各国之间的友谊，正像夫妻之间的情谊一样，要求每一方以其表现得最充分的个人特点作出贡献；而不是把自己消失在相似之中。”各民族国家都可以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特点，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各民族国家在和平共存、互利共鉴中走向马克思追求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庞朴说：“大家都是同村居民，不应妄分敌我，正在试着以伙伴关系，去代替同盟关系或敌对关系。看来，人类正在结束自己的史前历史、准备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贡献出的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人类存在方式，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观愿望上讲，中国不想把自己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即我们不做文化霸权主义者。正如《礼记》所云：“礼有来学，不闻往教。”中国将用自己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去感染和范导整个人类文明发展。 中国可以充分地展示和阐发自己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以及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成功等都显示着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从更深层的哲学形而上学层面来看，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追求的“整体的人”的价值目标。有学者预言：“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哪三大文明？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文明的意志是人，是整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正像马克思所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既有感性经验存在，又有理性超验存在，是经验和超验对立统一的存在结构。一种文明如果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是不能体现“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的。近代西方文明重视的是人的感性经验存在，而伊斯兰文明则重视的是人的超验性存在，都没有反映“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既重视人的感性经验存在，又重视人的理性超验存在，体现了“整体的人”的价值理念。譬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我们把理想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两个层次，前者体现人的感性经验存在，后者体现人的理性超验存在。因此相较于西方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更能体现人的整体性或“整体的人”之价值理念，这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生命力和感染力所在。 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是人，是“整体的人”。文明的基础和支撑力量是经济，而文明的本质是人，因而不能只从经济上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而应当以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理解范式来理解中国。中国学者和世界上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对中国的理解范式已从民族国家范式转变为文明国家范式。从文明国家范式理解中国及其世界意义，不能只看中国的古代文明，而必须重视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文明，这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是作为扬弃中国传统文明又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现代文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基辛格、马丁·雅克等人过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把当下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仍然看作是古代的朝贡关系，这种停留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与中国现代新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多么格格不入。 如果说马克思当年的人类新文明生成路径是通过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人类新文明的生成路径，是通过民族解放、民族进步实现人类解放。因为文明、文化的具体主体是民族，因此，中华民族就成为创造人类新文明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再造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然后通过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影响、范导、塑造新的人类文明。中国共产党这一人类新文明的创造路径，更合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回顾人类文明演进历史，在一定历史时期总会有某一个民族国家率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然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向世界各地扩展。譬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工业文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美国的民主制度文明、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等，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文明担纲主体来重塑人类文明形态。时下，人类历史已经把中华文明推到焦点地位，中华民族正在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主体、担纲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中处于先锋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此早有清醒的理性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的世界责任和人类抱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给出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就蕴含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心大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就是要超越近代以来国强必霸、依靠武力和掠夺推进现代化的陈旧逻辑，在国际关系中贯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建国际关系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价值观上看，就是在国内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全面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都站在人类道义和价值的制高点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以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情怀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为创造人类新文明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法眼观】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街道雅宝里15号，这座小楼的2层，坐落着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任建友的名字命名的“任建友调解工作室”。每个工作日，72岁的任建友都会早早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是任建友担任人民调解员的第13个年头。从法官的岗位上退休后，在家带了几年孙子的她，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到人民调解员的队伍中。如今，和共和国同龄的任建友，依然在人民调解一线发光发热，让很多本来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最终消弭于无形。 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十三五”期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4500万件，其中近80%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这是全国300多万名人民调解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用法理情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宁祥和，推动人民调解这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 人民调解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上 “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实行群众自治的制度。”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指出，人民调解制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植于“和谐”“无讼”等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互谅互让、平等协商，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东方经验”“东方之花”。 据了解，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组织中就设有调解组织，负责调解群众之间的纠纷。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发展。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的乡村设有调解组织，称之为“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在乡、街建立了17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1982年，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内容写入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继承法等法律都对人民调解作出了规定。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调解法，该法成为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人民调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和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调解具有灵活便捷、不伤感情、不收费用等优势，既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也可以有效避免矛盾纠纷进入行政、司法渠道，节约行政执法和司法成本。”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0多万个，全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470多万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20万件，大量的矛盾纠纷被化解于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2 人民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他有权转租该房屋吗》《这种空子不能钻》《夕阳恋的背后》《施工扰民何时休》……翻开这本《任建友调解工作室典型案例选编》，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到劳动争议、损害赔偿，生活中常见的矛盾纠纷可谓无所不包。最终，在任建友和她身边一众人民调解员的努力下，大都化干戈为玉帛。 “任老师热心，对工作有激情，做事一丝不苟”。同事曾这样评价任建友。从派出所、街道到社区，任建友为民解纷的脚步一刻不停。2014年3月，“任建友调解工作室”在朝外街道正式成立，这是北京市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成立的调解工作室。 该调解工作室成立至今，共调解各类纠纷600余件，接待各类纠纷咨询1000多人次，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目前，工作室共有两名专职人民调解员，此外还有数名兼职人民调解员。 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员队伍以兼职为主。褚宸舸认为，“兼职人民调解员的优势是容易发挥基层社会各行各业的力量，国家投入人力成本和财政成本比较低”。但同时，由于兼职调解员在时间精力、专业素质等方面受限，也制约了调解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方面，矛盾纠纷主体更加多元、类型更加多样，调解难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矛盾纠纷化解质效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需要人民调解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 作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部门，司法部在持续巩固规范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同时，大力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2018年，司法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对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要积极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 近年来，一大批退休法官、检察官、民警以及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被吸纳到人民调解工作中。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320万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36万人。 据介绍，北京、江苏、河南、海南、重庆、新疆等地专职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聘请了具有法律、医学、心理学、金融等专业背景的专职人民调解员127名。2020年，该中心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近3万件，人均调解纠纷超过200余件，成为上海市响当当的调解工作品牌。 3 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衣学义，来自青岛市崂山区的一位律师，同时也是崂山区道路交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副主任。 自2006年起，崂山区引入专业律师参与交通事故人民调解，衣学义就开始参与其中。2012年，为解决崂山区道路交通事故不断增多、赔偿纠纷矛盾突出的问题，崂山区道路交通人民调解委员会应运而生。每年，衣学义都会成功处理几十起道交事故赔偿纠纷，每一份入情入理的调解书都给当事人家庭带来温暖和慰藉。 近年来，崂山区司法局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目前，该区已建立起劳动仲裁、医患纠纷、物业管理、老龄纠纷等24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特别是一些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易发多发。与传统矛盾纠纷相比，这类矛盾纠纷行业特征明显，专业性强，涉及主体多，影响面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近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对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于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通过联合召开会议、开展督导检查、纳入综治考评等形式，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扎实开展。 据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近4万个，其中医疗纠纷、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已普遍建立，并不断向其他重点行业、专业领域拓展。近年来，全国人民调解组织每年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达150余万件，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行业、专业领域调解纠纷数量增长很快，如上海已经占到全市调解纠纷总量的60%以上。 过去，医疗纠纷一度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现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已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每年有6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以有效化解。全国医疗纠纷总量、涉医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医闹”问题大为减少。 4 构建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格局 2020年，受疫情影响，广州某服装商城生意不佳，租户要求商城减免3个月租金。因商城租户提出的诉求与商城的租金减免政策差距较大，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广州市白云区司法局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及街道、社区调委会等力量，成功化解800余名租户900多万元的涉疫减免租金纠纷。 这是白云区积极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格局的一个鲜活事例。近年来，白云区司法局大力完善调解组织网络。纵向完善以区调处办为中心、24个镇(街)调委会为线点、402个村(社区)调委会为基点的“3”级调解组织网络体系，横向拓展6个行业专业、38个企事业调委会，涵盖医疗卫生、婚姻家庭、物业管理、物流、批发市场等多个领域，构建“诉调、警调、访调”三调衔接联动体系，推动“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 2018年以前，司法部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构改革后还负责指导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2019年，在首次召开的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司法部明确提出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褚宸舸认为：“大调解工作格局的作用，在于通过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力量，联动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从而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为完善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机制，全国20多个省（区、市）出台意见，加强诉调对接、警调对接、访调对接等衔接联动。通过在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派出所、信访等部门设立派驻人民调解组织，接受移送委托开展调解工作，有效缓解了法院、公安和信访等部门的工作压力。 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设立派驻有关部门人民调解组织近3万个。“十三五”期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接受有关部门移送委托调解的案件380万件，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65万件。 “有时候单纯靠法律不能解决的矛盾，靠调解反而能更顺利地实现事了人和。”同时，任建友也认为，“调解绝不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去和稀泥，而是要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再依法、依理、依情去进行调解。” 任建友还在不断学习。她说：“每次给老百姓解决完一个案子，就很有成就感，心里特高兴。” 为人民调解，任建友将和全国的人民调解员一道，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链接 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0多万个，全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470多万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20万件。 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320万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36万人。 全国共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近4万个。 全国共设立派驻有关部门人民调解组织近3万个。 （以上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