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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李清霞: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

  • 2021年04月16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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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李清霞教授2018年8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文章《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两年多来先后被人民网、光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社科网、乡村振兴之路微信公众号等多家媒体转载,受到广泛关注。

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

李清霞

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文化遗存。近年来,许多地方将传统文化村落作为乡村文化旅游的经济增长点,那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村落”,越来越难以承载现代人的精神乡愁,村落研究也成为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选题。

去年,参加地方政协组织的“精准扶贫”调研活动,委员们欣喜地发现:在陕西关中农村,有亲属的贫困户,大多数人都受到亲属的扶助,其生存状况明显优于鳏寡孤独。这些亲属都是自发自觉自愿地扶持身边那些生活困难、劳动能力弱,或者因病致贫的亲人。亲人族人间相互扶持的优良传统在陕西周原与渭北地区传承较好。

陕西周原是周朝礼乐文化的发祥地,周礼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准则,也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更是历代文人完善道德人格的教育方式。《周礼—地官—族师》中就有乡村自治的内容;北宋张载曾撰写《井田议》,按照《周礼》的模式,带领学生在今周原眉县横渠镇崖下村验证井田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吕大均制定的《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民间法规,直接影响了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周礼村落是周礼文化的“活化石”。

《周礼村落》选取的调研样本就是陕西省岐山县周礼北村(北郭村)和周礼南村(堰河村),北郭村和堰河村是周原地区形态保存完整的周礼文化传统村落。调研团队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宗教信仰、饮食起居、民俗文化、现代民俗旅游等,探讨了周礼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民俗旅游发展,及社会变革中家庭互动下周礼文化的辐射作用及其文化传承等社会问题。

该着是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样本选取具有重要意义。罗新远教授带领的调研团队经历了两年多的调研与写作,完成了这部田野社会调查专着。《周礼村落》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影响,探究乡土礼俗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摆1闭传统文化村落的现代转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周礼村落》提供了传统文化村落及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新的路径。周原在今陕西境内,西起汧河,东濒漆水河,北倚岐山,南至渭河,包括今天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分区域和宝鸡、眉县、乾县、永寿的小部分区域。《周礼村落》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周“礼仪文化”与民俗文化传承,考察了二十年来周礼村落以周文化遗存为依托的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对周礼村落的深刻影响,及周礼文化与现代文明、农耕文明与市场经济等的矛盾与冲突。调研发现,周礼村落虽然经历了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但是周礼文化的民间积淀深厚,生命力顽强,当地人自觉地将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与周礼文化的道德意识及关学的求实精神有机结合,形成了“功”“利”与“德”“礼”相融合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样的传统文化村落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也将具有长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周礼村落》采用了“政府—市场—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周礼村落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历史文化观照,将其土地流转、村庄管理、民俗旅游、家庭结构、民风民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和论述,使读者对周礼村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人文精神等有一个立体而全面的把握。研究团队还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精神基因和现代形态的基础上,对周礼村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精准脱贫”目标,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愿景,提供启示与借鉴。

文字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8月17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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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由于革命形势与政治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党的建设需要更具有紧迫性、全面性。但在全国抗战初期,党的干部大约只有2万余人,干部匮乏对这一时期革命任务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张闻天曾专门指出,“干部的极端缺乏——各方面要,无法应付”。与数量上的不足相对应,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极其复杂激烈,革命根据地同时面临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任务,由此导致干部需要由无产阶级革命者向革命者与建设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转变,干部队伍整体的思想政治觉悟、革命理论水平、教育文化素养及实践工作能力亟须全面提升。对此,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恢复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将其正式命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于1935年11月中旬正式复校复学。同时,为应对革命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特此提出以培训“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表明了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向专业性、综合性、精准性发展的客观要求。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的发展变化赋予了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以重要的历史责任与使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了“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战略任务。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要求自上而下一致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自此,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逐步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迈进。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集中凸显出以下特点。 在顶层设计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关法律与政策,确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法可依、有令可循 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要求“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才”。1941年5月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加强干部教育”,“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1943年2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在“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章节中,分析了边区各级干部中诸如缺乏文化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存在狭隘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甚至思想意识腐化蜕化等问题,要求改造行政学院为区县级干部学校,并在重新制定学习计划与学习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贯彻整风的思想教育。同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确立了“努力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干部准则。上述法律法规分别从宪法性规章、政府规定、行为公约等方面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了确认,赋予了其法律价值与效力。 与上述法律法规相对应,对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相关要求大多以党内政策文件的形式颁布实施。例如,1939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针对不同的干部分类实施教育培训;1940年1月、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出《对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对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对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对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相关文件;1941年12月,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的方针要求,其中重要内容即在于加强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随后通过的《中央对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共中央对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目前党校的整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的工作要求、培训计划、指导思想等相关内容,对于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提升培训育人实效、优化教师学员队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工作指示,各革命根据地也紧跟延安步伐,借助整风运动的形势相继出台系列文件,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整顿,如晋察冀边区发布《对于目前各地干部教育的决定》(1940年1月)等。 这一时期对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文件与中国共产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密切关联,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逐步从小党发展为大党、从局部执政到创立新中国、从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等一系列深刻转变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培养干部、为谁培养干部、培养什么干部等问题的探索与回答,指明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总的来看,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转型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积累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这些宏大的历史背景与革命任务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客观上承担着解放人、改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功能,而这一功能要求必然是长期性、根本性、革命性的,需要在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作用下保证实施效果。 在教育原则方面,着重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力求教育走深走实 针对干部队伍整体理论弱化、实践虚化及观念偏差等问题,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培训群体的类型、层次、内容也不断得到提升。据李维汉回忆,1937年5月,仅在中央党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主体上至少囊括了红四方面军干部、陕北干部、老干部、高级干部、少数民族干部、抗大党员、白区学运干部、工农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等群体。这一时期人员分级分类教育体现出因需施教、因材施教的工作理念,也表明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逐步系统化的态势。 鉴于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学员结构等差异,这一时期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主线是依靠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实践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提升到关系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他强调,“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并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张闻天着重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刻内涵,即加强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用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会后,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上着重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相关内容的学习。例如,将党史、党建教育摆在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位置,在开展“联共(布)党史”学习的同时,由陈云讲授《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组织工作与领导方法》《支部工作》,谢觉哉讲授《中国共产党》《党员》等专题。在中共中央《对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全党干部都要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在《对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明确了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际教育干部”,教学的中心目标是“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干部教育培训“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同年12月,《中共中央对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重点纠偏了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倾向,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各种原则的死记和背诵,要求加强对国史、国情、党史及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 上述教育实践凸显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政治导向和科学属性。其深刻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彼时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后,需要建构出一套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话语逻辑和实践范式。这一“结合”的过程并非“话语再造”或“概念重塑”,而是逻辑契合、内容互嵌、语用融合的,具有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正确引领和科学阐释的功能,由此体现了党在干部的思想引领、价值规范、行为塑造等方面力图实现一体化、本土化的实践倾向。 在教育内容方面,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提升革命素养与建设能力同步进行,为革命转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创办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时,即明确了思想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的教学要求。可以说,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开展之初就具有实现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双重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迥异于旧式的私塾教育,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学校的“文明教育”,其鲜明地体现出阶级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等特征。历经多次调整和优化,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教育内容上,主要分为四类:一是业务学习。从事党务、政治、宣传、组织、经济、卫生、民运等各个部门的干部均要开展业务学习,学习内容囊括相关业务知识、政策法令、工作经验、相关历史及科学知识等方面。二是政治学习。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主要以报纸、时事报告、时事讨论会等形式进行。三是文化教育。涵盖了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知识和政治常识等方面的学习,例如徐特立、廖承志等人就在中央党校讲过自然和地理课。四是理论教育。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党的宗旨和党性教育、具体科学理论学习等方面。这四类课程有机结合、互相嵌入,形成全面提升思想教育、知识水平及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着力在通过革命活动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以教育培训的形式使党的广大干部自觉融入人民革命中,从“灵魂深处”找寻和践行中国革命的使命与责任。 为提升教育教学实效,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教学过程中与现代教育进行对接,对教育环节进行了深度优化,建立起科学的教学体系。首先,在教学理念上,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类别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路进行了统一,即通过将学习与工作放置在同等地步,构建了全党上下一起学、在战斗和工作中学、党校集中学和“见缝扎针”学的教育工作理念。其次,在教学管理上,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学习的制度,切实保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严格规范、行之有效。一是设立学习节,加强学习的普及化、大众化、常态化。自1940年起,确定每年5月5日为“五五”学习节,专门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总结和表彰。二是规定固定的学习时长。要求党员干部在不妨碍业务工作、战争、身体健康等情况下,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三是成立学习小组。将文化理论水平相近的同一单位干部进行编组,分类开展学习研讨、互促互学。四是建立讲授辅导制度。以设置学习小组指导员、巡回教育站、顾问团等形式,广泛开展学习指导和答疑解惑工作。五是实行定期测验考试。以日常考查、临时测验、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等多种形式强化教育观测和监督学习。六是建立考核评定制度。以政治鉴定或组织鉴定衡量学员党性修养,以学业鉴定审核党员学习成绩,加强过程管理和成效考核。再次,在学习方式上,主要以自学、讨论、座谈、讲课等形式为主,注重精学、细学、研学、联系党史与实际问题学,促使干部教育培训学讲结合、学懂弄通、真学真用。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使广大党员干部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局部与整体等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学习,真正融入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建立起统一的思想认知和规范认识。 事实证明,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基固本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内在要求。回溯延安时期的实践经验,主要着力于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一泓清泉”,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更需要着眼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宏伟使命,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主线,全面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民法院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践探索 https://rmfyb.chinacourt.org/content/202503/21/article_968592_1390963239_59478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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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2-26
  • 陕西省政治学会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2月28日,由陕西省政治学会主办,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陕西省政治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与陕西省政治学会2024年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校长范九利会见与会代表,副校长马朝琦、陕西省社科联社会组织管理部部长张金高出席会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刚教授当选为第九届陕西省政治学会会长,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师伟教授当选为副会长,侯学华教授当选为监事。 马朝琦表示,我校具有光荣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红色基因,学校始终坚持造就“具有政治远见”的先锋分子的育人目标,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学科的建设方面形成了扎实的学术积累和优良的学术氛围。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实现深度研讨与交流互鉴,产出更多具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张金高对陕西省政治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要求,学会要坚持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加强内部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学术水平。 学术交流阶段,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晓莉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占虎教授、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铁锴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杰教授、西安理工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易鹏副教授、张师伟教授分别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作主旨发言。师生代表作大会专题交流。 陕西省政治学会会员、陕西各高校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参代表加会议。 (供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撰稿:周子雨 审核:马光明)

    2024-12-31